近年来，早教市场在我国迅速的发展，作为东方爱婴的领导者贾军，脱颖而出，成为幼儿早教行业的风云人物。她是一位具备多重性格的企业家，耿直、桀骜不驯，但内心却又不失平和。她的创业只是源于一次朋友间的谈话，听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是她成功了，至少眼下已经成为行业典范。她的公司叫东方爱婴。

 

    她说，东方爱婴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我就像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。
    逃离公务员
    在那个公务员号称为铁饭碗的年代，贾军辞职了。
    1990年，这位江苏淮安的女孩在南京工业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，顺利进入江苏淮阴市清河区委办公室，任秘书。在外人看来，这份工作体面且稳定。然而3年半的公务员生活，让贾军感觉到隐隐不安，她决定辞职。贾军说：“我差不多是当时那个机关大院里第一个辞职的人，那个年代想当公务员并不容易，所以我的离开让大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。”
    离开江苏，转战海南。1993年，贾军来到海南创生源置业有限公司，任办公室主任。当时中国房地产市场异常火热，但这种火热并未能燃起贾军的热情，她在海南仅呆了大约一年，因为她觉得，当时的海南没什么文化氛围，于是她来到了北京。
    事实证明，选择北京是正确的，也是适合贾军的。1995年，贾军就职于IDG中国有限公司，任总裁助理项目经理。在IDG的经历对贾军日后创业有很大影响。贾军说：“在这里，我有了一些做商业的感觉，这对我现在创业有很大帮助。”
    在创业之前，贾军并没有想过会有今天。“我喜欢尝试新鲜的事情，是一个很阳光、很激情的人，不太喜欢坐在办公室中按部就班。虽然生活有常态，但也要有一些惊喜，有一些创造。”贾军说。
    积淀已久，贾军决定大干一番，于是1998年，贾军离开了IDG。

 

 

    创业开路
    那年，贾军还没有小孩。但受家庭因素影响，她有很强的责任感。她的家族四代行医，悬壶济世，穷人看病从不收钱。
    一切都没有计划，一切都没有预谋，但是贾军创业的机缘来了。“我的创业机缘比较偶然。”贾军这样告诉记者。
    1998年，贾军在一次朋友聚会中，偶然听说朋友因带小孩而烦恼。“这位朋友交了800块钱请人帮忙带小孩，但半年后这个人离开了。为此，朋友非常懊恼。”贾军说，“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不以为然，因为我觉得，在中国的环境下，怎么会没人帮忙带孩子。”然而，尚未育儿的贾军，被朋友调侃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虽然不以为然，但贾军又隐隐感觉到哪里不对。
    “不久后，我刚好有机会去美国出差，我问美国同事的育儿经历，发现中美两国的妈妈的感受完全不同。中国妈妈认为带小孩是压力和负担，但美国妈妈累并快乐着，没有复杂的压力，她们认为付出是必须的，过程是愉悦的。”贾军说。
    看到这种文化差异后，贾军决定继续探访。
    最触动她的是社区参观。贾军说：“在美国，一进社区大门，就能感受到社区工作者特别有爱心，他们会张开双臂欢迎你；而当时中国很少有类似的社区，中关村有一家社区的工作者上来就很生硬地问‘你家孩子怎么了，你有什么问题’。”这让贾军感觉到很不舒服。
    “不行，中国孩子没有理由这样。”贾军说，“我必须代表中国文化为中国孩子做点什么，不可以让中国小孩在早期就与发达国家的小孩不在一个平台上成长。”贾军的创业更像是处于一种责任心的驱使。
    1998年10月，贾军开始筹备创建东方爱婴，1999年3月，东方爱婴正式问世。
    “我是幸运的”
    贾军的言谈中始终抱有感恩之心。她说：“我是幸运的。”
    创业难，守业更难。东方爱婴成立了，启动资金是家人的积蓄以及朋友的借款，大约50万元，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切大功告成。贾军说：“刚开业的时候，过了兴奋劲，我发现公司在定位方面有些迷茫。我想将东方爱婴打造成育儿超市，但是真正落实时又不知该如何做。一开始，我们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，基本上以咨询为主，最初半年很艰难。”
    在这半年里，市场对于新兴的“早期教育”并不理解，贾军遭遇了一系列质疑：什么是早期教育？你要干什么？国家审批了吗？早期教育有什么用？直到半年后，幸运之神才开始眷顾东方爱婴。
    由于市场的不接受，以及经营定位的问题，东方爱婴连续亏损。但贾军没有退缩。她的丈夫余宁在危急时刻充当了贾军的幸运之神。在公司经营并不乐观的情况下，余宁辞去工作与妻子并肩作战。在经历了无数次调研和探究后，同年9月，东方爱婴出现转折，运营模式也改成目前直营加盟的形式。大批新手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中心参与课程，进行互动，早教服务效果十分明显，至此，东方爱婴的品牌在市场上打响了。
    就在这时，贾军又幸运地迎来了“天使投资”。贾军说：“半年后，有人找上门来跟我讲，你做得不错，我要做加盟。”于是，来自加盟商的投资使东方爱婴的资金链得以舒缓。
    截至目前，东方爱婴已经获得了第三轮融资。投资机构包括美国普凯投资基金、Harbinger、华威国际集团、祥峰投资集团。这些投资机构并不是贾军主动接触，“他们是自己找上门的”。贾军说。
    今年3月，东方爱婴又与美国全球教育、金融服务及商业信息领域的领先企业麦格希集团合作，共同开创适合中国2-6岁的儿童群体的美式幼儿英语教育新时代。据了解，相关课程将于下半年逐步入驻东方爱婴早教中心，初期至少有近10万中国宝宝及家庭受惠。
    此前，祥峰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郑俊聪曾经对媒体说，选择东方爱婴是因为在和东方爱婴的接触过程中，发现这个团队做事并不只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，在经营上很有思路和想法。团队比较成熟，创始人既有跨国公司的工作经历，也熟悉本土市场。

 

 

    坚持到老
    如今，东方爱婴已经从当年4名员工发展为直营800人、加盟4000人的规模。在行业内的领军地位牢不可破。但贾军仍然比较谦虚，她说：“其实我们发展得并不快，只是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比别人快一点点而已。”
    工作的成就并不是贾军的全部，更多的幸福来自她的家庭。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，贾军笃信东方爱婴教育理念对孩子的影响。她会抽时间参加儿子学校的开放日，也会陪小女儿练钢琴。提及这些，贾军一脸幸福。
    贾军不仅让自己有幸福感，同时也把幸福感传递给社会。从2005年开始，贾军每年会去10个城市做公益讲座，她希望中国的家长能够对早教有正确的认识，有机会分享更开放的思想。
    目前，全国每周有12万儿童在东方爱婴不同的中心上课。贾军说：“我的满足感不是一年收入多少，而是能影响多少孩子和家庭。桃李满天下、社会的认同和尊重是另一种满足。”
    耕耘10多年，贾军希望，东方爱婴搭建的早期教育平台能够成为一个服务平台，在全世界寻找适合中国早教的方式，放在东方爱婴平台上。
    贾军很满意目前的生活，她表示会一直做下去。刚过40岁的贾军开玩笑说：“哪怕成为80岁的老太太，我也要做东方爱婴，这将是我终身的事业。”
    对话
    《投资与合作》：创业以来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？
    贾军：非典。当时有半年不能营业，每天开门的时候，我都在考虑会不会有家长来退费，也在考虑中心要不要放假、员工怎么办。我们的文化不允许我辞掉员工，但是作为教育产业，公司最大的支出来自房租和人工。这对我的心理是一种考验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我感谢中国家长，当时公司预备了100万退款，结果只退了几万。员工也特别好，与公司一起扛过风险。
    《投资与合作》：东方爱婴从无到有，到成为行业领头羊，虽然有光鲜，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，从而引发外界的关注，您怎样对待这些问题？
    贾军：我的心态很平和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有机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，那么证明你所在的行业被重视。一个企业就像是一个公民，你需要有心胸去直面问题。这些问题，有可能是行业问题，也有可能是企业自身问题，我不会回避，遇到问题就寻找解决之道。
    《投资与合作》：您觉得自己成功吗？
    贾军：成功不是有多少钱，有多大影响，而是内心的感受。我不在意别人的说法。女性有女性的特质，家庭成功是最重要的。总结起来，我不算成功但很幸运，我有两个最棒的孩子，家庭和睦，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有价值有意义，这就是最幸福的。
    《投资与合作》：公司现在的发展难题是什么？您对公司近期有什么规划？
    贾军：人才是公司发展的瓶颈。现在公司的情况是企业发展速度较快，内部培养人才的速度跟不上，所以只好牺牲企业的发展速度。此外，公司高层几乎每个月都会遭遇猎头挖角。不过，公司高层团队稳定，3个副总裁，最短的干了8年，还有10年多的，中层也都干了5-6年。这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作为家长，我要让家庭成员过得幸福，而家庭成员也要尽自己的责任。
    今年，我希望东方爱婴早教中心能够发展到500家，现在已经有450多家了。未来3-5年，我的愿望是达到1000家，一周有30万-50万个孩子来上课。我最大的梦想，就是希望东方爱婴品牌做得像“清华”一样，考大学要考清华，接受早期教育就要来东方爱婴。
    《投资与合作》：您怎样看待中国早教行业的竞争与发展？
    贾军：中国早教行业的发展依然在路上，目前，国内早教机构越来越多，但是竞争依然不是高段位。中国早教产业毕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，产业竞争有它的特质，目前市场需求相对旺盛，越来越多的机构进入，但水平参差不齐。我相信，通过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，十年后这个行业会非常清晰，也会慢慢规模化。我希望东方爱婴能够推动国家建立早教市场的标准，并做一些科研贡献，为未来中国的婴幼儿教育提供帮助。